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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华养鳖第一镇”10年沉浮录

2020-02-07 05:2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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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永兴的鳖市又开始兴旺起来。图为鳖市交易现场。(通讯员廖华艳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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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鳖重现生机,永兴养殖户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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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殖户在仿生态鳖池边投喂饲料。
京山县永兴镇,一个因养鳖而闻名全国的内陆小镇,曾经号称“中华养鳖第一镇”。市场的风云变幻,将这个辉煌一时的小镇,从浪尖抛向谷底,以致销声匿迹。沉寂数年的永兴人默默探索着养鳖业的起死回生之道。如今,他们的仿生态养殖大获成功,产品热销,市场前景又现光明。
1
寄养年代
    在京山县永兴镇,提及养鳖,众口一词:“那要从杨伟超算起。”
将日历翻回至1984年。时居永兴镇义和村4组的农民杨伟超,在自家地里挖了4分田的鱼池,并围上防盗铁丝网,春天买鳖放池喂养,冬天出售,赚取季节差价,开启了鳖春买冬卖的“寄养年代”。“刚开始只收2元/斤,后来卖到4.5元/斤。”与杨伟超齐名的养鳖大户夏齐刚回忆,“第二年收价就涨到10元/斤,售价为17元/斤。”养鳖的效益竟是种田的4倍多。
几年下来,杨伟超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。
二十世纪80年代,是我国农村颇为活跃的一个时期。乡镇企业遍地开花,烟囱林立,农业结构由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“多种经营”,大农业的各个分支——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开始“百花齐放”。
时任永兴水产站站长的夏齐刚,看到农副产品滞销,水产收入锐减,深感水产品结构调整迫在眉睫。
1989年,夏齐刚到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学习,得知外地人工养鳖已成功,并在武汉大东门水产品市场发现鳖价一路高攀。“回去养鳖定能赚大钱。”夏齐刚想到永兴水源好滩涂多,野生鳖资源丰富,但只有杨伟超等少数人靠寄养发点小财,没有发挥本地资源优势。
“如果建一个基地就能解决问题。”夏齐刚回去后立即与杨伟超等人商议养鳖大计。
当时,我省幼鳖孵化尚未成功,人工养殖不能实行。夏、杨等人就自筹经费到湖南岳阳、汉寿等地考察,又拜省水产科研所专家为师,将鳖蛋拿到汤堰温泉恒温孵化,一个月后“奇迹”出现,幼鳖破壳而出,人工孵化试验成功。
夏齐刚想建一个基地。他将想法向镇政府表明,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支持:获得40万元贷款,80亩农田,并组建了永兴特种水产养殖公司。
当时在镇里工作的史可标回忆,政府也在比较产业优势,正在寻找发展农村经济的新路子。“夏齐刚的建议,受到政府的重视,经过考察,政府觉得行得通,就开始大力推广养鳖。”史可标说。
于是,养鳖的人逐渐增多,养殖面积逐渐扩大,产业雏形逐渐显现。
自此,一个人的生意变成了一个镇的产业。
永兴,告别“寄养年代”。
【点评】永兴养鳖产业的崛起,得益于当时“天时”、“地利”、“人和”。
天时: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,正值农村产业结构大调整的第二阶段。当时国民温饱基本解决,生活多样化需求大增。永兴养鳖的崛起,正值此时。
地利:永兴养鳖自然条件好,京山河、惠亭水库两大水系贯串全镇,滩涂多,野生鳖多,传统水产养殖条件较好。
人和:杨伟超发现了养鳖的价值,夏齐刚实现了养鳖的规模化,镇政府推动了养鳖产业的形成。
永兴养鳖,是农村能人利用地方资源发展经济的一个典型。它的兴起,说明一个产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发展起来。同时,政府应该适时摸清经济发展方向,及时推动新兴产业发展。
2
短暂浮华
    告别了寄养年代,永兴的养鳖事业迎来了工厂化大生产时期。
1992年,杨伟超、夏齐刚等5户较有实力的养鳖专业户,组成永兴特种水产养殖公司,实行工厂化温室养殖,在80亩广阔的基地上大展拳脚。当年他们获利颇丰,每户收入少则3万元,多则10万元。
暴富,激红了当地人的眼球。永兴镇政府趁热打铁,将杨伟超、夏齐刚等人作为“致富能手”大肆宣传,并将其养鳖作为“先进事迹”让全镇人民学习,在当地掀起了一股养鳖热潮。
为了鼓励养鳖,镇里规定:凡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养鳖,工作关系不变,工资额度不变。广大农村党员养鳖,减半征收当年税费。
永兴人开始疯狂地挖池,养鳖渐入高潮。
1993年,永兴镇养鳖产业初具规模:全镇有150家养鳖户,400人在1000亩鳖池上翻江倒海。
同年,珠海汉粤工贸公司在永兴投资1000万元,圈地100亩,建立了珠兴水产养殖有限公司。次年,该公司就获利300万元。
消息不胫而走。县里的财政局、粮食局等诸多单位来了,成立了全兴、粮兴等5家股份制公司;
全镇20个村,成立了11家村级股份制养鳖公司;
强大的市场需求,给先行者炒高鳖价提供了良机。时任京山县水产局副局长的黄征安说:“虚高的鳖价,主要是本地人炒起来的。”对此,夏齐刚也不否认。
“一只鳖一头牛,一袋鳖一层楼。”夏齐刚说,一斤种鳖卖到600多元,一斤商品鳖卖到300元。
一亩鳖池一年向镇政府上交最少1000元、最多3000元税费,成为当地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。
镇政府“醉”了,开始大展宏图:成立永兴集团,下辖25家公司;
筹资30万元建2000平方米的中华鳖交易市场;
在全国13个省份设立48个营销网点,派驻150多人直销。
高潮过后即低谷。1995年,成为永兴养鳖事业的分水岭:市场寒冬悄然逼近,此后几年,鳖价从600元一公斤骤降至100元左右一公斤。
浮华短暂。温室的煤火,开始熄灭……
【点评】昙花一现的繁荣,是市场调节的必然吗?非也!在永兴养鳖陷入低潮之际,时任镇党委书记的史可标率队外出调查发现,湖南汉寿的散户经营生命力还很强。
原因何在?史可标说:“当地政府干预很少,农民自主经营。”他认为,搞任何产业,政府都不要干预过头。
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,出现“一人发财、万民效颦”的现象,其实是农村生产要素从低效益领域向高效益领域流动的必然体现,也是农民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要求。
但是,当农民一哄而上,生产要素向某个领域过度集中后,农民个体的理性容易导致集体的非理性,造成资源的浪费,原来的高利润就逐渐转化为社会平均利润。此刻,需要政府适时控制规模,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。这需要政府有极深的修为、极大的胆识、极高的艺术,合理地拿捏到位。
3
10年沉寂
    3年喧闹过后,是10年沉寂。“1996年进去的人,都把钱丢进水里了。”史可标说。
1996年起,鳖价连续大跌:种鳖从1200元一公斤降到120元一公斤,商品鳖滑落至64元一公斤,仔鳖每只从36元跌到0.8元。
鳖开始滞销。为了甩货,本地人打起了价格仗:相互压价拉拢客商。
资金周转不过来。30%的高利贷,令很多小养殖户承受不起。那几年,很多有钱人放的高利贷收不回,讨债的官司连年不断。
1999年,仅老柳河村养殖户就抛池1000多亩。夏齐刚当年亏损了140多万元,另一个养殖大户付庆斌也亏损100多万元。“那时养鳖没有不亏的。”夏齐刚说,很多农民只好卖池,卖不掉就抛池,有的甚至倾家荡产,远走他乡。
单位撤资,公司破产。付庆斌仅用20万元就买下了当初粮食局投资800多万元的粮兴基地。其他几大公司人去楼空。一些村级公司亏损严重,投资入股的农民怨声载道。
永兴集团成了个空壳,交易市场根本没有交易,派驻外省的营销人员迅速返回,鳖池变成了鱼池、虾池……“市场价格下跌,全国大体相同。”时任永兴镇党委书记的史可标说,国内的养殖技术水平相当,生产成本差别不大,当时全国的售价与成本基本持平。
当时从泰国、台湾等地进口的鳖,成本低,上市早,对国内市场造成严重冲击。1999年3月,农业部水产司在杭州召开全国养鳖研讨大会,与会人员一致呼吁国家控制进口,保护国内养鳖产业。
“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解决不了问题,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生产成本和生产方式有问题。”史可标认为,当时的养殖户为了扩大利润,建立工厂化的温室养殖,成本太高。“当时养鳖用药很厉害。”时任京山水产局副局长的黄征安说,永兴温室养的鳖,大多是用药保住的,煮熟后多水少肉,品质口感很差,知道内情的人根本就不吃。“市场不行了,政府也不管了。”付庆斌对此颇有怨言,后来政府奉行“兴工富县”,养鳖似乎不在其视线之内。
2000年后,永兴镇领导班子换届后,养鳖开始自生自灭。
【点评】永兴养鳖的衰败,市场调节是主因。高端产品所在的暴利行业,随着投资的盛行,产品的普及,利润的平均,必然淘汰一批生产方式落后的生产者。
当时的农产品市场的重心,已经从数量转向质量,并寻求打开国际市场。以此为特征的农村产业结构第三次调整,正从“多种经营”向“战略性”转变。靠激素催生的永兴鳖,已不符合市场“健康生活”的需求,被淘汰势在必然。
此外,镇政府在有钱赚时大力推,没钱赚时当“甩手掌柜”,不能“善始善终”提供有效服务。一套班子一个政策,一套班子一个产业,对地方经济的稳定造成较大伤害。
政府,作为外部力量不介入,就要靠农民自身来弥补。组成经济合作组织,是弥补服务真空的有效途径。当初永兴人还没有这个意识,缺少内外合力的帮助,在市场的无情打击下,只能任凭其消亡。
4
回到原点
    原点,不是过去,而是事物的本质。
回到原点,不是回到“寄养年代”,而是回到养殖规律的本质。“现在,我们的生态鳖养殖已获成功。”几年来,夏齐刚他们的试验没有白费。
在付庆斌的养殖场,记者看到原来粮兴建造的高标准温室厂房已被弃用,成为养殖工人存放工具的地方。厂房前面是一排塑料棚小鳖池。小池前面就是十几个养鳖大池,约有80多亩的水面。“养鳖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好的条件。野生鳖的生长条件如何?还卖那么贵!”付庆斌认为,珠兴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造花园式养殖场,标准太高,没有必要。
这种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,自1999年永兴人外出考察后,就被慢慢淘汰。“考察回来后,我们痛定思痛,认为改变生产方式,降低成本,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选择。”当初率队考察的镇党委书记史可标说。
于是,夏齐刚、付庆斌等大户开始带头试验、示范。他们抛弃标准化的厂房,搭建塑料大棚的土温室,模仿天然环境孵化幼鳖,然后放到大池养上几年。
此外,养殖技术细节也有改进,诸如改深水养殖为浅水养殖,改有砂养殖为无砂养殖等,用药少了,喂料少了,烧煤少了。“这种新的生产方式,实际是回归自然。”夏齐刚说,这叫“仿生态养殖法”。
起初,历经市场巨大打击的农民,尚未恢复元气,他们对新技术存有怀疑,怕担风险,对市场未来感到前景黯淡,跟进者很少。
但夏齐刚、付庆斌坚持下来了。现在,这种仿生态养殖方法已经获得成功,生产成本下降一半,商品率升至85%。
守得云开终见日。用“土法”养的鳖,由于品质接近野生鳖,销路大增。付庆斌十几个池子的鳖根本就不愁销路。
据介绍,目前,鳖的生产成本在每公斤28元左右,速成鳖的市场价是每公斤40元,生态鳖的市场价是每公斤120元,比较效益仍较可观。不过,永兴目前生态养鳖的比例偏小。生态鳖的生长周期大约在3-4年,很多农民的资金周转不过来。他们说,如果政府能够贷款就好了。
付庆斌说,现在杭州那边的老板缺货了,就直接来永兴拉货,80元一公斤;运到杭州贴上自己的标签,卖到上海高达200多元。“品牌的确很重要。”付庆斌说。永兴人现在才懂得这个市场真理。
现在镇政府正在进行中华鳖无公害产品产地的申报认证工作,如获通过,将对永兴中华鳖品牌的建立起到推动作用。
寄养-人工-生态养殖,永兴养鳖,又回到原点。当今的永兴人正憧憬着往日的辉煌。
【点评】其实,市场的口味一直没有发生变化,一直恪守原生态绿色食品的健康口味。变化的是生产者的心态。逐利,驱使他们寻求获得更高利润的生产方式,企图用鱼目混珠的产品欺骗市场,却遭市场淘汰,越来越多的永兴人正在吸取这个教训。
不过,在“酒香也怕巷子深”的品牌年代,再高质量的产品也要建立自己的品牌。永兴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,希望他们如愿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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